雙手放在琴鍵上，用力地按下第一組和弦，等待，氣流通過風箱，聲音緩緩展開、共鳴、延續。管風琴的每一步都好像在等，等聲音發生，等聲音停止。巴哈的 BWV767 裡有九段變奏，同一個主題被觀看九次。很安靜，很像在祈禱。特別是第二段的變奏，像是天主剛剛說了一段話，然後有人急著一句接著一句地向祂辯解。有點像我。

幾年前因緣際會開始學管風琴，第一次坐在管風琴前，雙手在不同層的鍵盤上，雙腳追著踏板，跟著耳朵同時在找節奏，聲音從音管跑出來，感覺整個空間都在震動，情感的傳遞好似有人搖晃著我的身體，無比具體。

只是老師忙著表演，加上我自己日常的一堆藉口，已經將近一年沒有上課了。最近只要一開始彈，腦中就浮現：「該趕快上課，該趕快進步！」的聲音。這個年紀，花珍貴的時間與金錢做一件「沒有用」的事，總會感受到那種難以言喻的罪惡感。

這種罪惡感並不陌生。

我很小就開始學琴，父母覺得我有天份，目標是讀音樂班，未來往這個方向發展。結果還沒進到音樂班，就因為不堪壓力放棄了。後來讀了普通班，既然沒有要走專業之路，音樂也就失去了正當性。上了高中後參加了音樂社團，當時學校的規定是高一想參加的都可以參加，高二開始，只有成績排名前五分之二的學生才能參加，其他人一律專心唸書準備考大學。我的成績從後面算五分之二倒是滿穩當的，於是高二那年被請出了社團。

讀書才是「有用的」，書讀不好的沒資格搞這些「沒有用的」東西。

那一次被請出社團，對我而言像是一紙官方的判決：我沒資格做沒有用的事。

如果現在這個社會也有規定，年收入沒有到全國前五分之二，就不許學琴，不許做「沒有用的事」，我大概又要再次被退社了。

長大之後，沒有人真的把我踢出去。只是我開始自己審查自己。

Amateur 這個字來自拉丁文amator，意思是愛者、愛的人；Dilettante也類似，來自義大利文dilettare，意思是使人愉悅。這些詞在歐洲語言裡原本是有尊嚴的，amateur的深處是愛，dilettante的深處是愉悅，現代用法卻幾乎都帶貶意，像是不夠專業、不夠認真、不夠值得被看重。

中文也是。

「業餘」是「業之餘」，主業之外的剩餘時間，它隱含的意思是次要、附屬，像人生的邊角料。一個活動的正當性，建立在它是不是「業」之上。「沒有用」在中文裡，幾乎等於「不該存在」。

亞里斯多德曾經區分兩種活動：kinesis 和 energeia。Kinesis 是朝向某個目標的運動，蓋一棟房子、學會一種語言，它的意義在外部、在結果。Energeia 則是意義內在於行為本身的活動。看見、思考、愛。我們不是為了「已經看見過」而看見，看見本身就是目的。

如果用這個方式理解，管風琴對我而言就並不只是通往進步的道路，它也可以是一個當下完整的經驗。聲音發生的時候，我就在那裡，手指按下琴鍵，氣流經過，音色在空間中展開。那個瞬間不需要外部的正當性。

但這樣的瞬間，當代邏輯幾乎容不下。

「進步」成為了當代的暴政。每個興趣都必須被優化、被產出、被記錄、被證明，純粹的愛很難被允許單獨存在。我的管風琴練習必須「通向某處」才算有用。外語學習必須要通過級數檢定才算有成果，運動最好對身材有幫助，閱讀最好對工作有幫助。這些活動的內在經驗，我在裡面的那個當下，被視為無關緊要，只有軌跡有意義。只有產出有意義，只有我有沒有變得更好，才有意義。

經濟學裡有一個概念，叫機會成本：選擇 A 就意味著放棄 B，B 的價值就是 A 的機會成本。這原本是一個中性的概念，一個分析工具。但在某個時點，這個概念被道德化了。我們花在 A 的每一分鐘，現在都被解釋為相對於其他可能選項的「成本」。

我正在彈管風琴，但我應該練習法語的。

我正在跳舞，但我應該工作的。

我正在做這件事，但我應該去做那件比較「有用的事」。

這些話就是機會成本從分析變成罪惡感的過程。

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認為，我們已經從「規訓主體」轉變成「成就主體」。傳統規訓社會的人被外部權威控制，工廠主管、神父、教官、學校規定、成績排名。現在那些威權的形狀變了，但我們自願地自我剝削。「自由地優化自己」是最隱蔽的不自由，因為沒有人可以反抗。鞭子在我們自己手上。

我為什麼總是覺得那單純的愛不夠？為什麼還是忍不住要一些證明，證明自己夠資格做「沒有用的事」，試圖跟自己手上的鞭子辯解。

坐在管風琴前，巴哈BWV767的第二段變奏結束了。氣流仍在風箱裡，第三段開始。雙手再次落下，沒有產出，沒有軌跡。只有聲音在空間裡展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