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個孩子在路邊看見一隻甲蟲,問身旁的大人:「那是什麼?」 大人低頭看了一眼,回答:「蟲吧。」
這個答案藏著一個時代的斷裂。
十九世紀以前,書頁裡的森林是有名字的。橡樹、山毛櫸、白蠟、苔蘚,這些字詞像呼吸一樣自然地走進小說、詩、書信與日記,因為它們本來就走在作者每天的路上。河流的轉彎方向、潮線退後的時間、夏夜草地裡會發光的某種小甲蟲,都還是日常的語言。
英國德比大學的心理學教授 Miles Richardson 與他的團隊做過一項仔細的調查,把1800年到2019年之間出版的英語書籍打開,計算其中二十八個與自然有關的詞彙出現的頻率。河流、草地、海岸、樹林、麥田、鳥鳴。兩百多年的曲線最後畫出一條清晰的下降線。語言是文化的指紋,這條線指認出一件正在發生的事:人類正在從自然裡退場,連同記得它的詞彙一起。
研究者給這件事取了一個名字,叫做經驗的滅絕(extinction of experience)。它指的是人類感官對自然的回應正在退化。看不見的事物無法被記得,記不得的事物也就無法傳給下一個世代。某種沉默,正在語言裡發生。
然而,語言的萎縮並非單純的遺忘。它伴隨著另一件更隱密的事——當一些字詞退場的同時,另一批字詞正在補位。
工業革命以前,土地是生活的時間表。日出、潮汐、節氣、收成決定一個人每一天的節奏。一片森林對十八世紀的木匠來說,是材料來源,是季節讀本,也是父輩留下的一套辨識方式:哪些樹該砍,哪些不該;哪一種苔蘚意味著土壤潮濕;哪一隻鳥的叫聲預示風要轉向。這些知識不寫在書裡,它們長在身體裡,透過時間從一雙手交到另一雙手。
工業化之後,自然開始被換算。
河流變成水力。森林變成燃料、木材、產量與價格。命名方式改變了,關係也跟著改變。當一棵樹首先被看作可用的材料,人就比較不需要知道它在什麼季節發芽、什麼鳥會停在枝上、樹皮摸起來有多濕。
值得追究的是,這套換算的語言並未隨著環保意識的興起而退場。它只是換上了更體面的詞。今天人們談論一片樹林時,傾向於使用「綠化率」、「碳匯」、「生態服務」。這些詞彙看起來溫和友善,內裡仍是同一套邏輯:森林必須能夠被計算、被分配、被管理,才值得保留。一棵樹之所以被允許繼續站著,是因為它「吸收多少噸碳」,而不是因為它本身就在那裡。
橡樹失去了名字,獲得了一個績效指標。
接著是城市化。1800年世界上大約只有7%的人住在城市,到了2020年,這個數字超過82%。短短兩百年裡,人類從一個以鄉村為主的物種,變成一個以都會為主的物種。鋼骨與玻璃取代泥土成為日常的材質感。對許多在城市裡長大的孩子來說,蚯蚓是書本裡的圖案,泥土會弄髒鞋子,而季節只變成了冷氣調強或調弱的差別。
二十世紀末又疊上一層新的距離,那就是螢幕。4K畫質的紀錄片、VR森林、手機上的鳥鳴 app,做得越逼真,越能讓人停留在沙發上滿足地觀看。理查森的研究發現一件令人意外的事:這種代理式的自然體驗並沒有彌補真實接觸的減少,反而讓人對真實自然的渴望持續下降。
這個現象底下藏著一層尚未說出口的真相。螢幕裡的自然,是被剪輯過的自然。它沒有蚊蟲叮咬,沒有突然落下的暴雨,沒有踩進泥地時鞋襪同時濕透的那種不舒服,也沒有森林深處腐葉與菌類的氣味。鏡頭挑掉了一切會讓人皺眉的部分,留下夕陽、瀑布、毛茸茸的小動物。
於是出現了一個微妙的反諷:人們透過更精緻的鏡頭愛上自然的同時,也愈來愈不能忍受自然本來的樣子。蚊蟲、潮濕、泥濘、腐爛,這些原本是生命運作的基本條件,逐漸被歸類為「不愉快的體驗」。當生命的混沌本身被視為瑕疵,人類與其他生命共處的能力也就退化了一階。被愛的並不是自然,而是關於自然的精美包裝。
代價慢慢浮現。
心理學與公衛的研究累積出一致的方向:固定的自然接觸能夠穩定情緒、降低壓力荷爾蒙與血壓,並改善焦慮、憂鬱與睡眠品質的相關指標。芬蘭、日本與英國分別發展出森林浴、Shinrin-yoku、綠色處方(green prescribing)的制度,在公共衛生的層次上承認一件原本人人都知道的事:人本來就需要與其他生命同處的時間。
更難量化但同樣真實的是另一種代價。當一個世代已經叫不出身邊植物與鳥類的名字,他們對於這些生命的消失也就感受不到。生物多樣性的議題之所以難以動員集體行動,部分原因在這裡:人們不會為了一個自己已經沒有印象的世界改變生活方式。
理查森的團隊在電腦模擬中測試了幾種干預方式,最有效的方法其實很安靜:恢復世代之間的傳遞。讓一個成人帶一個孩子,固定地、長時間地走進真實的自然。蘇格蘭與北歐的森林學校(forest school)採取的就是這個方向,每週數小時,孩子們不在教室裡,而是在樹林裡認識一棵樹,然後另一棵;認識一條溪,然後另一條;認識一隻甲蟲,再認識下一隻。
這是一個誠懇的方向。但它也帶著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。
如果與自然的連結被框定為每週三小時、進入特定地點才能取得的體驗,那麼自然就成了另一種商品。它有時段、有票價、有適合穿的鞋。一個孩子在森林學校裡認得橡樹,回到家裡卻仍然把人行道邊探出來的小草當作雜物,這樣的連結算是建立了嗎?或者,週末的森林其實提供了一張心理上的贖罪券,讓剩下的五天可以理直氣壯地繼續無視窗外那棵正在開花的樹?
真正困難的部分大概是這個:能不能在不被劃為「自然」的地方,繼續記得自己也是一種動物?能不能在通勤路上注意到行道樹剛換了葉色,在陽台上等到那盆草開花,在颱風過後願意彎腰看一眼被打落的果實?
知識並不複雜。複雜的是時間,以及一種已經很難維持的注意力。
回頭看那條兩百年下降的曲線會發現,人類其實沒有真的失去自然,自然從未離開。森林還在原來的地方。只是書頁裡的橡樹漸漸沒有了名字,路邊的甲蟲變成「蟲」,鳥鳴變成「聲音」,泥土變成「髒」。
真正消失的不是自然。是當孩子問「那是什麼」時,還有人願意蹲下來,把名字交給他的那個世界。
延伸閱讀
從蘇格蘭的沙地到全球的生態實驗,「傾聽」的智慧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發生著:
一個詞的三百年
當「橡樹」失去名字、被「碳匯」與「綠化率」取代,這套換算的語言其實有它的歷史。從 1713 年薩克森礦業總監發明的 Nachhaltigkeit,到今天法庭上「不可訴訟的吹噓」,「永續」這個詞如何走到自己的反面。
黑暗消失之後
被消失的不只是書頁裡的橡樹。當夜空每年亮近 10%,70% 的哺乳動物賴以生存的黑暗也在消失。螢火蟲用了數億年發展出來的光的語言,正在被路燈與招牌覆蓋。
聞不到的消失
語言之外,還有嗅覺。氣候變遷正在改變芳香植物的分子組成,普羅旺斯的薰衣草、Grasse 的茉莉,那些被寫進香水史的氣味正在退場。我們可能是最後一代聞到它們原本樣子的人。